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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著误译问题有多严重?读译本就意味着接受误译

发布时间:2020年01月07日 14:19  来源:北京青年报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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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唐山

  “2000年以前,90年代、80年代出的那些译本基本上是不能看的。”近日,翻译作者李继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发表的这番言论,引起巨大争议。

  有人认为,“贬低别人以突出自己,用这种秀下限的方式来为自己的新书做宣传”,理应“为文人所不齿”。但是,这也使得“名著翻译”的问题再度引起关注。

  在豆瓣网上,网友们专门建了“diss李继宏”小组,仅有36名成员,共发3帖。

  其实,早在2013年,李继宏便公开表达过类似观点。此外,李继宏还指出一些名家误译,如徐迟先生在翻译《瓦尔登湖》时,没看懂梭罗在“结语”中提到的一种特殊的蝉(寿命17年,幼虫一直在地下潜伏,直到生命最后阶段,才上树鸣叫),第一次译成“16年蝗灾”,第二次译成“17年蝗灾”。

  然而,这番言论在当时未引起太多关注,如今却招来一片争议。

  在接受北青艺评专访时,一位翻译家表示:“去掉李继宏发言中夸张的部分,他说的其实都是翻译界的常识。”

  经典名著误译多,早已是公开的秘密。

  泰戈尔是一个显例,他的诗译成中文后,被收入语文课本中,但国人只将它们视为启蒙读物。因为从译文看,用语过于妩媚,与“东方诗哲”的称号怎么也对不到一起。

  只看旧译本,会觉得泰戈尔是一位“语言委婉、辞藻华丽、带有女性气质的诗人”。直到读到泰戈尔诗的原文,诗人伊沙才发现,我们一直在膜拜的,竟是“山寨”泰戈尔。伊沙说:“其实,泰戈尔的诗和他的形象很般配,刚猛、潇洒且思想深沉。”

  伊沙把自己的发现放到网上后,却引来网友们的围攻,其中绝大多数是谩骂。伊沙说:“大家说来说去就一个意思:你怎么敢和著名作家比?”

  在伊沙之后,冯唐也重译了泰戈尔的诗,其中几首措辞欠雅致,亦遭到网友围攻,网友称冯译本是“强行把泰戈尔降低成北京胡同小混混、小流氓的身份”。出版方以“对泰戈尔作品的读者形成了冒犯”为由,将市场上的冯译本全部收回。

  诗人多多曾说,大量外国名诗在译成中文时,存有误译,许多中国读者将误译当成高明之处,加以模仿。而伊沙认为,朦胧诗便是“错上加错”的产物。正是在这个被扭曲的“学习—模仿—创造”过程中,误译成了正统,许多读者自觉地去捍卫名家误译,甚至没意识到误译的存在。

 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读者说:“当年读中文系时,看过很多狄更斯的小说,始终不喜欢他,直到毕业后读原著,才发现狄更斯的文笔很像老舍,一下就被迷住了。直到那时,我才意识到,误译竟如此可怕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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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读译本就意味着接受误译

  上世纪50年代翻译的《吉檀迦利》,译者为一位著名女作家,她早在1929年便译过《飞鸟集》,因模仿泰戈尔的诗风而成名。1953年,中印友好协会邀请她访印,周游5星期。在翻译过程中,还找了懂孟加拉语(泰戈尔的作品大多用孟加拉语写成,其中一部分由他自己译成英语,译本与原文常不统一)的助手。

  在译者选择、编辑过程等方面力求严谨,支持力度亦大,为何依然出现误译?

  作家、译者叶倾城认为原因有三:

  其一,当时出国较难,译者不太熟悉国外的具体情况。比如一本小说中反复提到Kleenex(舒洁,国外面巾纸品牌),代指面巾纸,译者统统译成“手纸”。

  其二,当时国内消费水平低,译者买不起最佳版本,有时只能用“口袋本”,也就是面向大众读者的版本,缺乏注释、解读,甚至有删节,但价格便宜。

  其三,译者选择有误。

  叶倾城认为,即使排除以上因素,误译依然难免。她说:“在我看来,译本的价值在于普及,面向的是普通读者,如果是专业读者,应该直接去读原著,如果你研究福克纳,不读原著,你有什么资格去研究?读译本,就意味着接受误译。”

  青年翻译家陆大鹏认为:“只看中译本,确实可能产生误读,但英国读者看英文小说,一样会产生误读。”

  曾主持“光影译库”的译者、编辑胥弋表示,在国外,误译同样常见。比如“四大名著”在法国,最受冷落的是《红楼梦》,因为译得太差了,《水浒传》则很受欢迎,因为译得很像大仲马的小说。

  学术著作误译多更可怕

  “其实,相比于外国小说中的误译,外国社科学术著作中的误译要严重得多。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主任董风云说。

  去法国留学前,董风云曾读过福柯的《知识考古学》中译本,“虽然每句都能看懂,却无法串连成一页,直到今天,我也没看懂这本书”。在网上,该书被网友列为“被翻译‘毁掉’的经典好书”第4名,与《通往奴役之路》(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,1997年版)、《论自由》(许宝騤译本)、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》(龙婧译本)、《精神生活》(姜志辉译本)、《罗马帝国衰亡史》(黄雨石等译本)、《经济与社会》(林荣远译本)、《自由史论》(胡传胜等译本)等同列。但列入该榜单的译本,在豆瓣网上的评分均在8.0以上。

  “学术原著难懂,读者不好意思承认自己没读懂,所以只要作者很著名,标题起得好,再糟糕的译本也会得高分,评分高,销量也高,由此带来的副作用,比小说中的误译就大多了。”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出版人表示。

  基于读《知识考古学》中译本的痛苦体验,董风云在创立“甲骨文”这一专业出版译著的品牌时,特别强调两点:首先,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,翻译学术书,一定要找学相关专业的人来翻译,否则很难译好。其次,给编辑更多的时间,“从译稿到出版,经常能挑出几百处错,如果错太多了,宁可不出版”。

  让董风云惊讶的是,很多“看上去专业”的人,译稿却常常不过关。

  董风云说:“特别是一些名牌大学的老师,有的人还是研究语言学的,语言却不过关。他们常年从事相关工作,对翻译已失去热情,结果是干了专业,专业度却不够。倒是一些业余爱好者,因为对相关领域感兴趣,做得反而更好。比如陆大鹏,他也不是学西方历史的,却成了‘金牌译者’。”

  “在今天,做翻译一定要有热情,因为回报太低了。”董风云说,如今“甲骨文”选译者,重点考察他是否对作品有极大兴趣,有兴趣,外语方面哪怕差一点,也可以使用,因为“英文底子查得出来,中文底子却很难查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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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论英语水平 年轻一代不如老一代

  专业人员不专业,著名翻译家胡志挥曾多次撰文批评这一现象。去年4月,拜访胡志挥先生时,先生表示:“我希望媒体能多呼吁一下,因为翻译事业已到这几十年来的最低谷,不仅没与社会进步保持同步,反而有所退步。”

  随着中国与世界的交流更频繁,“外语能力强”似已成“互联网原住民”一代的标签,但胡志挥先生却不认同此说,他表示:“谁说的?我觉得现在年轻人英语比老一代差得远。钱锺书、杨宪益没考托福,去国外直接就能听课,因为他们上高中时,老师就是用英文授课,今天哪个年轻人有这个基础?1949年前中国人可以自己出英文杂志——《天下》,这是什么水平?可现在我们做翻译,却离不开外国专家,已经70年了,怎么还离不开‘外国奶妈’呢?现在中国搞翻译研究的院校像牛毛一样多,名教授也多,但有几个在做中译英?”

  胡志挥先生指出,以中译英为例,目前全国只有五六人能做,都是老先生。

  对胡志挥先生的观点,胥弋表示赞同:“其实,许多老一代翻译家比现在的年轻人更了解世界,以萧乾先生为例,他是遗腹子,13岁时母亲也去世了。后来进了我外祖父罗遇唐任校长的崇实学校,那是教会学校,很多课用英文授课,用的英文课本。现在年轻人接触英文时,差不多已10岁了,在中学阶段,基本接触不到英文授课。”

  胥弋说:“即使在抗战时期,条件那么艰苦,在西南联大图书馆中依然能看到最新一期的美国、法国文学期刊,学生可以自由阅览。听说现在清华大学一些专业的课本也不再译成中文,我觉得这很对,将大大减少今后学术翻译中的问题。”

  媒体人、译者宋晨希表示,翻译不只体现译者的外语水平,更体现其中文水准。一次,他偶然读到鲁迅先生翻译的蕗谷虹儿诗,宋晨希说:“太传神了,我和同学感慨了一晚上,真不知道鲁迅怎么想出来的。”

  董风云认为:“年轻一代从事商务翻译,问题不大,但在学术翻译、文学翻译上,确实不如老一代,这一问题可能会长期存在,短期内无法解决。毕竟从整体看,原创尚未得到更大的尊重,翻译则更不行。”

  酷评前人 不如做好自己

  “到目前为止,翻译圈还只是一个很小的圈子,大众对翻译其实不太了解。”董风云认为,“解决这个问题也不难,只要增加收入,就能吸引更多人才投入翻译行业。目前整个内容生产行业的收入都不高,翻译就更少了,出版社也想多给翻译一点钱,但实在无力承担。到目前为止,翻译事业只能靠译者们的热爱来维持。”

  大环境不佳,靠热爱又能走多远?

  天津外国语大学通识教育学院副教授张冰梅说:“对于每个学过翻译专业的人来说,看到喜欢的东西,第一感就是想知道译成中文后会是什么样子,这大概已成一种职业病了。翻译回报太低,如今愿意做的人很少,但总有热血的人,因为喜欢而投入其中。不论哪个社会,不论那个时代,都会有这样的人,我们应该向他们致敬。”

  张冰梅刚重译完《飘》,才发现此前译本更近似于缩写,竟将原文中景物描写、场面描写等“觉得对故事没影响的段落”全部删除。但对老一代译者,张冰梅主张“理解之同情”:“评价人和作品,应该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中去看。老一代译者没有今天这么方便的检索条件,只能靠自己的积累,却能将这么多名著介绍给中国读者。把今天的译者放到那个时代,未必能做出同样的贡献。比如朱生豪先生翻译《莎士比亚全集》,已被视为经典译本,今天的译者在他的工作基础上,也许能做得更好,但在学术研究时,人们引用的依然是朱生豪先生的译本。”

  陆大鹏则表示:“我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,理论上应该做得更好,但从目前的实际来看,却未必如此,我觉得,这是做翻译的人要特别注意思考的一个问题。挑前人的误译,一棒子打死,这是非常没有建设性的行为。你挑别人的毛病,你自己也肯定会被别人挑出很多毛病来。”

  引起关注总是一件好事

  针对李继宏的犀利批评,网友们在豆瓣上曾发起“一星运动”,刻意压低他的译本评分,以致李译《老人与海》仅得了5.5分。作家梁文道却表示:“我目前为止至少看过七八种。对照原文,我必须很诚实地告诉大家,我真的觉得李继宏的译本是目前为止,的确比较忠实原著的一个译本。”

  说出公道话的同时,梁文道也承认:“我没办法看完四十多种不同的翻译。”一本小说,居然有四十多种中译本,是不是有点太多了?

  张冰梅认为:“有些文学名著确实没必要出太多译本,那实在是太浪费了。包括《飘》,因为引进相对晚,原译本也没什么错。如果不是别人找我译,我没想过重译它。倒是一些书值得重译,比如《莎士比亚全集》,却少有人做。”

  “有些小说之所以被反复翻译,因为商家在背后推动。”胥弋说,“我认为,至少一半以上的世界文学名著还没译成中文,这些书对今天中国读者的价值更大,其中许多已成公版,出版成本很低,我向国内很多出版机构推荐过,却没人感兴趣。倒是重译、再版世界文学名著,几乎每家出版社都在做,有的译本是用翻译软件加港台译本拼凑出来的,毫无价值。”

  叶倾城则认为,重译属市场行为,无需过多干预,且一些经典译本确实不好读。她说:“我女儿正在看傅雷先生翻译的《高老头》,可那时语言和今天不一样,我女儿说看不懂。”

  一边是大量有价值的书籍乏人问津,另一边是已有较多译本的书不断推出新译本。一位著名翻译透露说,受书商所托,他正在翻译一本名著,该名著在国内已有30多种译本,过去一年多,他反复向书商表示“没时间”“实在没兴趣”,但最终还是答应了下来。

  他说:“书商给了一个实在无法拒绝的价格,连获过翻译大奖的同行听说后,都表示不敢相信。我到现在也没弄明白,成本增加这么多,书出版后还能赚钱吗?”显然,只能依靠炒作。

  “翻译圈存在很多困难,如果李继宏的批评能引起更多人关注,多少解决一些问题,那还是值得的吧。”一位受访者如是说,他再三提醒,务必隐去他的名字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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